人士在里海边上的巴库组成东方民族国会（gressoftheEasternPeoples）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更成为主力。更有甚者，独立运动的众多未来的领袖及倡议人士，在本国多属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到殖民地的宗主国，往往只有在当地自由分子、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才能找到不含种族主义色彩，反对殖民主义的温暖氛围。这些人均属于现代化的改革派，而所谓怀古派的中古神话思想、纳粹论调，以及其中浓烈的种族排外意味，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传统“地方意识”及“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原因在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士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解放的领导人物与发言人士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感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Hassanal-Banna）伊斯兰教兄弟党，更曾于40年代成为宣泄埃及民怨的旗手。该组织与纳粹意识的结合，更非暂时性战术的应用，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证实了其中意味的深长。但是最后真正在穆斯林国家登台掌权的人物，有些虽然是站在原教旨主义群众的肩头登上台，骨子里却属于主张现代改革派的人。发动1952年埃及革命的校级军官，便是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埃及为数甚少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直有联系，而后者的领导成员却凑巧多为犹太籍人（Perrarlt，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局（一直到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