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步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步三的原则。”（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再说说第三次龙土轩聚会，那次发生在第二次聚会（四日）和出问题的十二日之间，具体说来是二月八日晚上召开的。据宪兵报告，此次聚会的出席者只有“香田、村中、矶部、涩川外加一人”，可说相当冷清。香田上尉是前面提到的佐藤军法官的副官，所以这次聚会是为了和其他四名民间人士（姑且假设那个“外加一人”也是）商讨公审对策。

    如果说激进派和自重派之争在二月上旬日趋白热化，那么到桥本证人出庭，审理不对外公开的十二日为止的这段时期应可视为事件爆发前的中期。换言之，那时的运动已不仅限于初期举办的广泛松散的聚会，而是更注重实质性。受凝聚力影响，庭审期间开始逐渐盯紧民间团体和青年军官，这自然诱发了激进派与自重派之间的裂痕。

    早一月份起，激进派的军官之间就出现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小动作。步一的栗原、丹生中尉等人经常对下级士兵灌输昭和维新教育，进人一月份以后，教育的内容变得更加露骨。不仅“对新兵的教育方法尤为露骨”（摘自宪兵报告），军队还开始禁止宪兵出入。

    在兵力的调度上，平时对下士官兵的“特殊教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事先对下士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和训练，一旦起事，他们必定派不上用场，只能等着失败。尤其麾下直属士兵有超过半数是一月十日才人伍、连军队什么样都还搞不清楚的新兵，栗原等人想必相当辛苦。

    除了新兵，如何控制下士官也是个问题。下士官如果不听从军令，指挥官等人就等于失去了手脚。而即使再怎么教育下士官，他们也不可能具有和青年军官同等程度的维新精神，况且这次的行动又是袭击各地、刺杀大官，因此士官是否会听命行事，确实很让人不安。

    矶部也很在意这一点，曾经如此回顾。

    “无论以何种条件来看，部队都是不可能完成理想的维新训练的。有鉴于此，余以为若不能训练出理想的下士官兵，就得提高指挥官的决心，除了要和田中（胜中尉），河野（寿上尉）密切联络，同时还要修养自身，加强余之决心。”（摘自《行动记》）

    要靠指挥官的“异常决心”去说服下士官兵，勿庸赘言，自是以“长官下令”，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队纪律为前提。

    可是，就算士兵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麻烦的还有下士官。下士官多半是长年“吃军粮”的老油条，熟知军中表里，深知所谓的“要领”。其中还有人对中队长暗怀反抗之心，要“感化”这些下士官，困难可不是一点点。

    没想到事件发生后，下士官远比预想中服从指挥官。就整个事件来看，似乎不仅仅是指挥官的“威严下令”奏了效一尤其对军旅生涯较久的下士官而言，更要归功于青年军官平日里进行的人性化教育与精神教育。这点在第九部还有详细论述。

    摘自第八部《北、西田与青年军官运动》

    二十五日晚上，在步一第十一中队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的军官室内，矶部、村中、香田等人针对翌日凌晨即将发动的行动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山本又预备少尉则忙着油印《起事宗旨书》。

    狙杀那些大官以后的善后处理当然是一大问题，善后处理反而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那关系到是否能让局势转为有利。

    矶部的《行动记》是这样写的：

    印刷《起事宗旨书》，草拟对陆军大臣要求事项之文案。此外，拟定名单列出哪些军人该斩杀、哪些军人该放过。

    要求事项由村中、香田二人草拟。概要如下：

    一、事态艰难，应尽快善后；

    二、逮捕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南（次郎）等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