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他用锋利的铁锹斩断。这件事，似乎非同寻常。在自家土地上挖沟，原本无可厚非，但斩断生产队的树根，又有破坏集体财产之嫌。我遥远地看着老蓝脸黑熊般笨拙的身体和莽撞的动作，心中一时茫然。如果等两边的桑树长成参天大树，单干户蓝脸的土地就会成为不毛之地。很快我就知道，我的判断全是错误。此时，生产大队已经土崩瓦解，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农村改革已进入分田到户阶段。蓝脸土地两侧的土地，已经分到了个人名下，植桑还是种粮，完全由个人做主。

    我的腿把我带到杏园猪场，杏树犹在，但猪舍已经荡然无存。虽然没有了标志物，但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棵歪脖子老杏树。杏树的周围，立起了一圈保护的木栅栏，栅栏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朱丝金杏”。看到这牌子我就想起了刁小三的热血浇灌这杏树根的情景。没有它的血，杏子里就不会有血丝；没有它的血，这棵树上的杏子就不会成为果中珍品，每年都被县政府高价收购。而且，我后来还知道，这棵树上的杏子，使代替洪泰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与县里、市里的领导建立了亲密关系，为他后来的发达富贵铺平了道路。我当然也看到了那棵曾把树杈垂到我的圈舍里的老杏树，尽管我的圈舍已经不存在。当年我趴着睡觉或者想入非非的地方，现在种植着落花生。我猛地站立起来，前爪扶住那两条我当年几乎每天都扶的树权。这动作，让我分明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比当年庞大了，笨重了，由于长期不做人立状，这一技巧，也明显地生疏了。总之，这天晚上，我在杏园里徘徊游荡，故地重游，心中不时涌起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说明我已经进入了中年。是的，作为一头猪，可以说我已经饱经沧桑。

    我发现，当年的两排供饲养员工作和居住的房屋，已经改成了养蚕房。我看到养蚕房里电灯明亮，知道国家的电流通到了西门屯。我看到在那层层叠叠的蚕架前，白发苍苍的西门白氏在弯腰工作。她端着用剥了皮的红柳枝条编成的畚箕，畚箕里盛着肥厚的桑叶。她将桑叶洒向白花花的蚕床，立刻便有细雨般的声音响起。我看到你们结婚的洞房也改成了蚕房，这说明，你们此时都已经有了新的住处。

    我沿着屯中那条拓宽了一倍、并铺敷了沥青路面的道路西行。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的泥墙草屋不见了，一排排同样高度、同样宽度、整齐划一的红瓦房出现了。在路北边一座二层小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大约有一百余人，多半是老婆孩子，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产松下牌电视机，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一个手指和脚趾间生有蹼膜的英俊青年的神奇故事。他能够像鲨鱼一样在水中优雅地游泳。我看到西门屯的老婆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小小荧屏，并不时地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电视机安放在一张紫红色的方凳上。方凳安放在一张方桌上。方桌旁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胳膊上套着一个红色的、写着“治安”字样的袖标，双手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面对着观众，目光犀利，仿佛一个监考的老教师。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

    “伍方，富农伍元的大哥，原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部电台上校台长，1947年被俘，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发配大西北劳改，不久前被释放回家，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家中又无亲属照顾，享受‘五保户’待遇，并每月从县民政部门领取十五元生活补助……”我插言道。

    连续几天来大头儿的讲述犹如开闸之水滔滔不绝，他叙述中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时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的俘虏，为了不当俘虏，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讲说这伍方的来龙去脉，使故事向现实靠拢。大头儿愤怒地跳上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