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扛着一台乔迁新居的报社同事送的落地式旧风扇，春苗搬着一台也是那同事赠送的旧微波炉，汗流浃背地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不花一文钱得到两件电器，虽然又热又累，但心里还是异常欢喜。车站距离我们栖息的小屋还有三里路，不通公车，我们舍不得钱雇人力车，只好边歇边走。

    六月的西安尘土飞扬，热昏了的市民在路边的小摊上光着膀子喝啤酒。我看到有一个名叫庄蝴蝶的风流作家坐在一具遮阳伞下，用筷子敲着碗沿，在那儿有板有眼地大吼秦腔：

    “吆喝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他那两个亲如姐妹的情妇分坐两边为他扇风送凉。此人鹰鼻鹞眼，掀唇暴牙，其貌着实不扬，但驾驭女人有方。他那些情人一个个都是婀娜多姿，风流多情。莫言与庄蝴蝶是酒肉朋友，经常在自家小报上为之鼓吹呐喊。我示意春苗看庄蝴蝶和他的情人。春苗不快地说：早看到了。我说西安的女人真傻。春苗说，天下的女人都傻。我苦笑一声，无话。

    到达我们那问狗窝般的小屋时，暮色已经很浓。那位肥胖的女房东，正为了房客用自来水泼地降温而破口大骂。而那两个与我们比邻而居的年轻人，嬉皮笑脸地与胖老太对骂。我看到在我们居处的门口，站着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他的半边蓝脸在暮色中宛若青铜。我猛地把电风扇放在地下，一阵寒意袭遍全身。

    “怎么啦?”春苗问我。

    “开放来了。”我说，“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回避什么，”春苗说，“事情也该有个结局了。”

    我们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衫，用看上去轻松一点的姿势搬着旧电器，来到儿子的面前。

    他瘦，个头已经比我高了，背略有点驼。这么热的天，他竟然穿着一件长袖的黑色夹克衫，一条黑色的裤子，一双难以辨清本色的旅游鞋。他身上散发着馊臭味儿，衣服上一圈圈白色的汗渍。他没有行李，手里提着一只白色的塑料袋。看着儿子与他的年龄大不相符的体态与面相，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我扔下那破风扇，冲动地扑上去，想把儿子搂到怀里，但他形同路人的冷漠态度使我的胳膊僵在空中，然后沉重地垂下来。

    “开放……”我说。

    他冷冷地看着我，似乎对我的泪流满面极为厌恶。他皱皱像他妈妈一样几乎连成一线的眉毛，冷笑着说：

    “你们可真行，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春苗开了门，把那两件旧电器搬进屋，拉开了那盏25瓦的灯，说：

    “开放，既然来了，就进屋吧，有什么话，进屋慢慢说。”

    “我没话对你说，”儿子往我们的小屋里瞅了一眼，说，“我也不会进你们的屋。”

    “开放，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你的爸爸，”我说，“你这么远跑来，我和你春苗阿姨请你出去吃顿饭。”

    “你们爷俩儿去吃，我不去，”春苗说，“弄点好的给他吃。”

    “我不吃你们的饭，”儿子晃晃手里的塑料袋，说，“我自己有饭。”

    “开放……”我的眼泪又涌出来，

    “你给爸爸一点面子吧……”

    “行了行了，”儿子厌烦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恨你们，其实我一点也不恨你们。我也不想来找你们，是我妈妈让我来的。”

    “她……她还好吗?”我犹豫地问。

    “她得了癌症，”儿子低沉地说。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她没有多少日子了，希望能见你们一面，说是有许多话要对你们说。”

    “她怎么会得癌症呢?”春苗泪流满面地说。

    我儿子看了一眼春苗，不置可否地摇摇头，然后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