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地写到纸面上，要花怎样的力气了。我们知道，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里著名的农业展那一场时付出了多少心血。爱玛与罗道尔夫靠着窗户坐在当地旅馆里。一位行政官代表来发表了一通讲话。福楼拜在给路易丝·科莱的信中说了自己的用意：“我必须要在同一出对话里集中五六个人物（是要讲话的）和其他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是要听的），以及对话发生的地点、这个地方的感觉，同时还要对人物和事物进行外观描写，为的是在众人中间显现出彼此开始有些好感的一对男女（出于共同的情趣爱好）。”此事似乎不难，而福楼拜也确实完成得极为出色，不过尽管这部分只有二十七页，却足足花费了他两个月的时间。要是换成巴尔扎克，用其独有的方式来写，一个礼拜足矣，而且绝不逊色。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而福楼拜的灵感，你只能时而才能感受得到；至于其他部分，他靠的似乎是勤奋工作、波耶的忠告和建议，以及他自己的敏锐观察。这并不是贬低《包法利夫人》；不过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不是像《高老头》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通过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想象写出来的，而是几乎靠纯粹推论写出的，说来实在奇特。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自己：既然福楼拜如此地下苦功夫，那么对于他所追求的理想文体，最终要接近到什么程度才行？文体这个话题，一个外国人可不好妄言，哪怕他精通这门语言也不行。其中的精巧、优美、微妙、恰切、节奏，都是他很难领会的。他必须接受本地人的意见才行。在福楼拜死后的那一代法国人当中，他的文体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如今则不比从前。今天的法国作家认为其缺乏自发性。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他对“这种新的准则，即写作必须同讲话一样”怀有一种恐惧。当然了，人宁可讲话像写文章，也不要写文章像讲话，然而书面语言只有深深扎根于当前的口语才具有生命与活力。福楼拜是个外省人，他的文章往往使用乡土语言，让追求正统者甚为不快；我相信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除非专门为其指出来，否则他是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他也不会觉察出福楼拜有时所犯的语法错误（如同每一个写作的作家一样）。没有几个英国人，即使能轻松愉快地阅读法语的人，能够指出下面的短语有何语法错误：“Nimoi！repritvivementM.Homais，quoiqu'illuifaudrasuivrelesautresaurisquedepasserpourunJésuite”；更没几个说出如何改正的。

    法语倾向于修辞，而英语倾向于意象（由此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极大差异），福楼拜的文体，其基础就是修辞。他大量（甚至过度）地运用了三项式手法。这种句子由三部分构成，通常按照重要程度的不同依次排列。它是达到平衡效果的一种简单满意的方法，演说家们对之可谓是充分利用。下面是来自伯克的一个例子：“他们的愿望应该对他非常重要；他们的意见应该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事务应该受到不断的关注。”福楼拜一直没有摆脱这种句子，其危险就是，一旦用的次数太多，就会造成单调。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被明喻所包围，就像有些人被虱子缠身一般，我倾尽自己的一生时间去碾压它们，我的措辞充满了这些东西。”批评家们说过，在他的信中，明喻是自发性的，而在《包法利夫人》中，却过于矫饰、工整平衡，显得不够自然。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夏尔·包法利的母亲来拜访爱玛及其丈夫，“Elleobse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