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曾经详细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来十分有趣，因为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持有至死未改的偏见。母亲一去世（他说自己对母亲怀有一种恋人般的爱），他就由父亲和母亲的妹妹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姨母则严格而虔诚，他恨这两个人。虽然属于中产阶级，可这个家庭颇有贵族倾向，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使之充满恐慌。司汤达声称：自己的童年十分悲惨，可从他的记述中，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的。他非常聪明，喜好争辩，而且很难管束。当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格勒诺布尔的时候，贝尔先生被列入了可疑者名单，他认定这是一个名叫阿玛尔的敌对律师所为，此人想要夺走他的业务。“可是，”聪明的小男孩说道，“阿玛尔把你列入不热爱共和国的可疑者名单中，而你也确实不热爱嘛。”此言的确不假，但对于一个有可能掉脑袋的中年绅士来说，从自己的独子口中听到这种话，实在不怎么中听。司汤达批评父亲过于小气，但在用钱的时候，却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哄骗出钱来。有些书是禁止他看的，但就像有书以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他暗地里照读不误。他的最大抱怨就是，自己捞不着自由自在地跟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可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乐于声称的那样孤单，因为他有两个姐姐，其他孩子也同他一起上课，他的老师是耶稣会教士。事实上，他在当时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没什么分别。他跟所有孩子一样，把平常的管束看成是高压暴政；当他被迫做功课的时候，当他无法完全遂自己心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残酷的虐待。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是大多数孩子在长大后会忘记所受的磨难。司汤达却很不一样，五十三岁时，他依然心怀旧恨。由于他痛恨自己的耶稣会老师，所以成了极端的反对教权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法让自己相信，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会是虔诚的；而且由于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诚的保皇党人，所以他成了热烈拥护共和制的人。可是在十一岁的一天晚上，他溜出家门去参加一个革命集会，结果大吃一惊。他发现无产者又脏又臭、粗俗不堪、口齿不清。“总而言之，那时的我同现在一样，”他写道，“我热爱人民，我痛恨压迫他们的人，可要是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我而言却是无休止的折磨……我曾经拥有最为贵族化的情趣，现在依然如此，我愿意为人民的幸福做任何事情，但我相信，我宁可每个月都坐两个礼拜的牢，也不愿跟小商人生活在一起。”

    这孩子非常聪明，尤其擅长数学，十六岁时，他说服父亲让自己去巴黎上高等理工学院，好准备未来的军旅生涯。可是这只是个离家的借口。入学考试那天，他却溜了。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身居要职，过了一段时间，在父亲达鲁先生的要求下，他让这个无所事事、需要工作的年轻人当了自己众多秘书中的一个。拿破仑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战役，达鲁兄弟随其出征，不久后，司汤达在米兰同他们会合。在做了几个月的办事员后，皮埃尔·达鲁给他在一个龙骑兵团谋到一份差事，可是迷恋米兰快乐生活的司汤达根本无意加入，还趁自己的庇护人不在之际，诱哄一位米查德将军任命自己做人家的副官。皮埃尔·达鲁回来后，即命令司汤达加入自己的兵团，然而他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托辞一直拖了六个月，等到最后加入了，发现无聊透顶，又借口有病，请假去了格勒诺布尔，并在那里辞去军职。他什么战斗也没有参加过，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吹嘘自己是一个如何神勇的战士；而在他1804年找工作的时候，他也确实自行写了一份鉴定书（并由米查德将军签字）证明自己在各次战役中英勇无畏，而如今已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参加过这些战役。

    在家里呆了三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