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原本是想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能犯下多大的错误，发现他们在歧途之上究竟能走出去多么遥远，于是，便选择了这种人物视点的交插叙事方式，意欲完全由小说人物自己来表演自己，不单将他们的错误与错觉展现给读者，还将他们的视听触味嗅等感觉，甚至连同他们的幻觉也原汁原味地演示出来。然而，这却是一种小说人物独占话语权，小说家无处插嘴的叙事方式，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中，原本有一个“种瓜得瓜”的道理。现实主义小说家之所以要完成人物塑造，目的是要给小说一个可操纵，会“行动”的人物，一个有着所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化思想的代言人，而在他身上发生发展的事件，才是小说家精心设计的故事主体。然而，这等美事只能是在全知全能叙述者笔下才会发生，如果换用了人物叙述者的单纯视点，当小说家再想把这些劳什子装入选定的“皮囊”之中的时候，就不得不做好被人物摆脱的心理准备，因为，在这个时候“种瓜”却可能会“得豆”。

    这应该很像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之后的感觉，我相信他当初曾跟我现在一样感到过后悔，因为，在人物视点的叙事方式下，小说人物一旦塑造完成，他便会如同木偶皮诺曹，或者亚当、夏娃，或是大街上任何一人具有独立人格的正常人一样，小说家从此便再也管束不住他的行动，管不住他的嘴，更不要说控制他的思想。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小说，我想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尴尬处境，此时，创作者的话语已经被小说人物踢出了圈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胡作非为而又无能为力。这也就是说，当现代主义小说技术发现我已经将它们引入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之中的时候，便发动了猛烈的排异和反叛。

    以小说人物为单纯叙述视点的技术在20世纪才真正兴盛起来，它的优长之处在于能够以接近于客观的方式反映小说事实，进而折射生活事实，完成一个对生活的隐喻过程。在技术操作上，叙事过程中所有的印象、情绪、判断、思辨和潜意识全部局限于小说人物的视点，所采取的行动与做出的选择也都是基于人物自身的欲望与判断力。通常情况下，作为人物创造者的小说家此时所能够做到的也只有对叙事结构的控制与调整，例如对时间的掌握，对叙事次序的编排，或者对小说人物所占篇幅和出场次数的增减。在这样的小说中，如果小说家胆敢跳出来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言论并对人物的行为与思想进行评判，那么，读者便会立即发现小说家已经违反了叙事约定，并把他指认为一个说谎者，因为，他此刻已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干预生活。与此不同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基本前提，却是小说家对读者有着不可推卸的引导责任，要让读者相信他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小说中发生的故事在生活中同样可能发生，所以，小说家的参与在此时便被赞赏为对叙事传统的继承，他的评介与指导是可理解的和受欢迎的。

    我在这部小说当中所做的尝试，便是要将小说人物的单纯视点引入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让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退出，使小说中不同的人物通过各自视点的叙述，来达到相互阐释与相互印证的叙事效果，并借以考察我正在四处宣扬的一个论点，即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对任何离经叛道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术，它都能够包容并吸收，让它们成为现实主义得以丰富并发展的养料。

    然而，这次对两种小说技术进行融合的尝试，却把我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新技术的引进确实使小说在展现生活的时候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灵活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插视点的叙事，居然使简单的矛盾在无须刻意经营的情况下产生出悬念叠起的阅读趣味；人物之间的错误与错觉在多重叠加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