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我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我领登记表时，干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明葛佩琦。立刻有几位上访人员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说：没想到你还在人间！干部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接谈号码。按这个号码，我须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谈话。有一位上访人员对我说：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换号码，你先去接谈。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换了接谈号码。当干部收到这个号码时，我把号码和我填好了的登记表一同交给了干部。干部看了看登记表，并问，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吗？我说：是。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的“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受歧视吗？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叫我进屋。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旁边的上访人员有些奇怪，他们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指派到后门（信访处）接见，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有人接话茬说，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组织部前门传达室。这是两间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线充足，室内清雅，东头摆着一张办公桌，周围摆着沙发椅子。传达室的同志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让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她一面请我坐下，一面打电话。约有10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干部，请我到了会客室。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了我的住处和简单情况。她说：领导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开会去了；请你后天（12月27日）上午来吧。

    12月27日上午8点，我到了中央组织部。经过电话联系，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楼上会客室。他说：宣教干部局郝局长接见你。等候片刻，郝局长来到会客室。他一进门就和我热烈握手，并称呼我为“葛佩琦同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干部称呼我为“同志”，我心情激动，感到温暖！唤起了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荣感！因为在监狱被关押的人，不准称呼“同志”。偶而不慎，称呼“同志”是要受到批评的。今天来到党中央组织部，获得如此荣誉称呼，我感到这是对我的政治关怀，解除了我多年由于在政治上受压抑，形成的自卑感。

    郝局长询问了我是怎样出狱的和回到北京的情况之后，他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我陈述了我的历史经历和蒙冤情况之后，提出三点请求：（1）请求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2）请求改正错划我为“右派”的决定；（3）请求彻底为我平反冤案。郝局长说：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写给我一份材料，我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予以处理。他并说：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又问：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无人提出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长说，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人民大学。

    过了1979年元月不久，我将写好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组织部郝局长。

    1979年4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询问对于我的“右派”问题的处理。见到了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他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进行复查。我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了我的“发言”，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即向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的我的那个“发言”，与我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我于6月9日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他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