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24日深夜，我和孩子已经入睡，啪！啪！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我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穿便衣的、两位穿警服的人，有的还带着手枪。我让他们进了书房。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然后拿出一张“逮捕证”，要我签字。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们说：“你是反革命。”我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他们说：“有理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我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之后，他们拿出一副手铐，铐在我的双手上。他们就开始了查抄，检查了我所有的衣箱、书箱、抽屉、五屉橱等。当他们查到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骑在日本的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其实，那匹日本战马是我在打游击时俘获的战利品，那套国民党军装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穿的掩护服装。而今这些东西竟然成了反革命的“证据”，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检查后，抄去家属的全部首饰和小儿的百日锁等财物；还抄去我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我打游击时写的一本日记、国民党军装两套、军装带两条以及那张我骑在日本战马上照的像片。查抄完毕，天已拂晓。我带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送进监狱。

    我迸的这个监狱，对外保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在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胡同，犯人们把它叫做草岚子看守所。尔后听说这个看守所的历史很悠久，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过很多共产党员。刘澜涛、刘子久、薄一波、杨献珍等老同志，解放前，都在这里被关押过。

    我迸这个看守所时，里面关押的绝大多数是反革命犯。这个看守所的任务，是对犯人进行预审，侦查犯罪情况，做出预审结论（结案）。然后将全案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根据起诉书，开庭审理。被诉人（犯人）与公诉人（检察员）进行辩论。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判决无罪者，当庭宣布“无罪释放”，被判徒刑者，移送劳动改造单位执行。这是一般犯人进入草岚于看守所之后，必经的过程。

    关押在草岚子看守所的犯人，没有生产任务。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坐在监号的木板床上，反省检查自己的问题，以便提讯（过堂）时交待。每天除了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之外，犯人不能出监号。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不能接见家属；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生活必需的东西，如手纸、食盐、肥皂等。在监号里，手纸比钞票还重要。

    现在谈谈我到草岚子看守所之后的情况。公安局押送我的吉普车直接开进草岚子看守所的大门。

    公安人员把我交给了看守所的管理员（看守）。管理员给我下了手铐。他说：小刀、钞票等物都不准带进去；你如果有，就交给我代你保管。我把兜里带的3圆人民币交给他。他问：你是否买手纸？我说：买。他递给我一刀粗手纸和一张存款条。就把我送进监房，交给了监房管理员。我被关进了监号。这是一间约有10平方米的小屋，门窗都是铁的。门上有个宽约有3厘米，长约10厘米的小孔，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这是专为监视犯人用的，名字叫做“窥孔”。靠窗户的一边有一个木床铺，可以睡5个人。监号的一角有个大尿桶，供犯人小便之用，放茅时就提出去倒了。我迸监号时，里面已经关押了两个人，他们正在洗脸。我刚放好了行李，外面喊：开饭。管理员给我送来了一双竹筷子，两个粗瓷碗。那两位同学（在北京犯人之间互称同学，以后在山西监狱，犯人之间不准称同学）打进了饭，每人一个窝窝头，一碗棒子面粥，一块萝卜咸菜。早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些开导。他说：“不要顾虑重重，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女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