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他说，一边用胳膊顶住我。绳索抽紧了。“再抽紧点。”他命令。

    我往上爬，他也跟着上来，在屁股后面催着。我数着一共爬了十档，一根树枝挡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掐得更紧了。“你以为我们在跟你玩吗？”透过齿缝他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动怒。“你以为我说话不算话？”

    捂在袋子里，眼睛被汗水蛰得生痛。“不，”我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只要绳子还拉紧着我就知道他们不过是玩玩。可是一旦绳子松开，让我滑落下去，那就完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我要说的是，我和野蛮人的战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处理一件私事，把那姑娘送回家去。没有其他目的。”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要说没有谁是应该死的，”我套着滑稽可笑的罩衫和布袋，满嘴是胆小怯懦的恶心话，“我想活，每个人都想活。想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管是怎么个活法。”

    “那还不够。”他放开我的胳膊。我在第十级梯档上摇晃着，绳子稳住了我。“你看见了吗？”他问。他爬下梯子。

    没有汗只有泪。

    树叶在我身边沙沙响。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你能看见吗，大叔？”

    “看不见。”

    “嗨，猴子，爬下来！”有人在下面喊。从扯紧的绳索上我可以觉出他们在树枝间的举动。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自己在横档上的站位，尽可能绷紧绳子，横在脚弓间的木档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这样看着一个人站梯子，那帮看热闹的闲人要多久才能心满意足呢？也许我得一直在这儿站下去，直到皮肉从骨头上剥落开来，被暴风雪、冰雹和洪水卷走。

    但此刻绳子还紧在那里，甚至能听见绳索在树皮上蹭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必须抻着脖子以免被勒死。

    这不是什么耐心的比拼，如果观众不满意，就得换花样。但这能诿过于观众吗？替罪羊已经有了；节日已经排定；法律已被中止，谁不想看一场好戏呢？在这场由我们的新政权上演的充满下贱、痛苦和死亡的好戏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有什么政绩会被人们记住呢？这政绩还包括二十年前出于情理考虑把屠宰场从集市搬到郊外。我想喊，因大骇而大喊，因胆颤而失声尖叫，但绳子抽紧了，被卡住的嗓子什么也喊不出。耳部血管的脉流“嘭嘭”地撞击着耳膜，脚趾已经抵不住横档了。我在空中轻轻摇晃起来，两脚左一下右一下地踢蹬着梯子。耳部血液的撞击慢下来了，但我听见了耳膜的响声。

    我站在一个老人面前，硬是迎风撑开眼睑，等他开口说话。那支老式的枪还架在马的两耳之间，却没有对着我。我知道四周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和沙漠。

    我盯着他的嘴唇，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灵敏地捕捉那每一个音节，过后可以在自己脑子里复忆，向自己倾说，于是我就可以找出那个问题（那一刻像一只小鸟似的从我的记忆里飞出来的问题）的答案了。

    我可以看见马鬃上的每一根毛发，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山坡下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条沟壑。

    那女孩，按野蛮人的式样梳起的黑辫子拖在肩上，骑马跟在老人身后。她低着头，也在等着他开口。

    我叹了口气：“遗憾，”心想，“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松弛地晃荡着，微风吹动身上的罩衫拂弄着赤裸的身体。我松弛地飘荡起来，穿着女人的衣服。

    我多么想踏在地上——虽说麻木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身子伸展开，完全抻直，像一片轻轻的叶子，吊紧脑袋的绳子感觉松了些，还能透气，我拼命呼吸着，这还像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