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坐在法庭后面我办公室的桌子旁。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不过从他那身紫蓝色上衣的徽章上看，此人隶属国防部第三局。一堆系着粉色带子的棕皮卷宗搁在他肘边，其中一个朝他摊开着。我认出了这些卷宗：里面都是税收、征兵一类记录，时间可追溯到五十年前。他在审查这些文件吗？想要找什么？我说：“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

    他没理会我，两个严肃的士兵朝我投来警觉的目光，他们和那军官一样像是两个木头人。我根本不想抱怨什么。经过几个星期沙漠中的长途跋涉，被人撇在一边已经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了。另外，恍惚之中我不无欣喜地捉摸到某种迹象，那就是我本人和第三局之间那种莫名其妙的友好关系正在走向终结。

    “我可以和乔尔上校谈谈吗？”我问。冷不丁又暗自一惊：谁说乔尔回到这里了？

    他仍不搭理，继续装作在看那些文件。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一副雪白的牙齿，漂亮的蓝眼睛。但空洞无物。我想。我在想像中让他坐在床上那个女孩旁边，让其身体因她的谄诱而由之摆布。在我的想像中，这种男人的肢体动作活像是机器，根本不知道身体有自己的节律。

    当他朝我看的时候——他总会朝我瞥一眼的吧——就会透过那张英俊而不动声色的脸、透过清澈的眼睛，像演员似的从假面具后面朝我看来。

    他从文件堆上抬起头。正如我想像的那样。“你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离开这里出了一趟远门。所以当您抵达此地时我没能亲自在这里迎候。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尽力听候您的吩咐。”

    他的徽章表明这是一个准尉，一个隶属第三局的准尉警官：这意味什么？据说，最近五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拳打脚踢修理人的工作；他们对一般警察和通常的法律程序都看不上眼；也像我一样厌恶那种夸夸其谈的贵族腔的谈吐。但也许我看错了他——我离开首都已经多年了。

    “你已经犯下了通敌叛国的罪行。”他说。

    这就是答案了。“通敌叛国”：这是书本上的说法。

    “我们这里是和平的，”我说，“我们没有敌人。”一阵沉默。“要不是我搞错了，”我说，“要不我们就是敌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本地的老百姓在和我们一起作战。”他说。我真怀疑他这辈子是否亲眼见到过野蛮人。“为什么你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谁允许你擅离岗位的？”

    我对这种挑衅只能耸耸肩膀。“私人事儿。”我说，“你一定要我的口供是吗？可是我无意讨论此事。除非要谈的是不能像看待门卫的活儿那样看待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职责。”

    当我夹在两名卫兵中间走向禁闭处时，脚步异常轻松。“我想洗涮一下。”但他们没搭理我。去他的。

    我知道自己的快意从何而来：我和这些帝国保卫者们的结盟算是完结了，我已经把自己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纽带断开了，我是个自由人了。谁能不对此发出微笑呢？但这是多么危险的快感啊！不会这么轻易就让我得到解脱。在我与他们的这种对抗后面还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吗？难道仅仅是被新来的野蛮人中的一个逼视一番，桌子被他侵占；文件被他的爪子乱扒了一阵吗？至于这回的解脱，在我被抛弃的进程中算是到了哪一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的工作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自己更是我自己，我真的享受了全无束缚的自由吗？说来今年这段时光是我这辈子里最能支配自己生命的时刻。比方说吧，我喜欢哪个姑娘，心血来潮之下马上就可以把她当作老婆、小妾、女儿或是奴隶或随便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对她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关我的事，除非我念头一转想要多事：这是不是压抑之下的自由呢？难道不想从那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