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国内最著名的财经作家非吴晓波老师莫属。他记者出身，在30岁时出了第一本书。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记者出身，虽然在我30岁时，吴老师已经光彩四射，让我望尘莫及，但这种相似的背景，还是让我有了也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那年，我从一家媒体的专刊部主任位置上辞职，一边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工作，一边筹划自己写书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从那时起，出书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大多数人为梦想而生。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还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节目，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现、实现梦想的舞台。有些梦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顺风顺水，甚或是举手之劳，但我的梦想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迷茫与困惑，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如何下笔，以及将主旨落脚到何处，这让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来的最大考验。

    孟子曾讲过一则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用黄金做注，则技艺将大失水准。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有水准，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出书的想法。当这种想法真正冒出来时，我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叩问自己：“这可能吗？”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目的颤抖”，就是说太想纫好针，手会颤抖；太想踢进球，脚会颤抖；太想做创意，脑袋会颤抖。如果做事用力过度、意念过于集中，那么平时很可能较为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会做得糟糕。

    对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实折磨着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却难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觉时间和精力不够。原来写稿，一两个版甚至更多内容的选题，准备时间充其量一两个月，这是略等于一间新房的装修时间，而现在，为一本书的准备，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那种投入，花了两三年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最初想象的状态：速战速决。这种持久战一度让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为财经记者，我对近现代创富人物及其历史的关注，让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关中国商帮发展历程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理想的作品满足我的愿望。于是，我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探寻的理由和切口。在此过程中，特别感谢那些启迪了我写书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们，没有他们或宏观或微观的有关商帮、商帮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的探讨，很难想象本书主干何以成型。

    人们开始近距离观察历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幸事！这些人勾勒出了中国商帮史波澜起伏的画卷。只是略有遗憾的，这些留下印记的人们或者说中国商帮史的脉络，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连贯的、支零破碎的那种片段，这或许就是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种感觉一路提携着我。

    还有一个细节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李鸿章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大约在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洋务派总共创办了约60家近代企业，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却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从当时编译的作品来看，中日两国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战争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译中国的书籍在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籍却只有12种，并且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日本翻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是文学书，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却达到958种。当中国上下转而探究日本的强国之道时，日本人早已将目光投向了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开始逆转。

    这些年，无论是《第五项修炼》还是《蓝海战略》，以及一些国外首富发家史和国外企业史的翻译书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国商界及精英阶层的欢迎，有的还被奉为圭臬。这既是好事，也不尽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