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两淮盐市发生了一起与歙县商人有关的“抗旨误税”案。故事的主角是刚刚去世三年的两淮总商鲍志道的弟弟鲍芳陶。他一直在淮南业盐，1803年他被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强制派往淮北办理盐务。

    此时，淮北盐务已经难以为继，积压的盐引到1799年时已经达30多万引。1802年，商人主动请领的盐量才400引。可以说，淮北盐场基本被盐商所抛弃。鲍芳陶也不看好淮北盐务，便称病不愿听命。

    如果大家都效仿鲍芳陶，那么这一年的盐税任务肯定完不成。佶山大怒，就拿鲍芳陶开刀，上奏告发。此事惊动了嘉庆帝，他责成两江总督、总理盐法大臣、新授兵部尚书陈尚文到扬州查办案情，并在一个多月内连下了三道上谕。

    淮南很多盐商都出面为鲍求情，情愿摊付盐课，风波才算平息。有人说，鲍家朝中有人为官，之后才不了了之，但不论如何，经历这件事情之后，鲍氏子弟基本绝迹两淮。

    盐业官盐的摊派等浮费太多，且淮南运费较高，增加了业盐的成本和销售价格，而私盐泛滥，价格低廉，对被摊高的官盐冲击很大，再加上清朝盐场销盐的区域划界，并未斟酌得尽善尽美，像江南的镇江府，规定必须吃浙盐，但两淮的盐就近可得，价亦甚优，却不准市民买浙盐。也有一些盐商钻缝子，窜货走私私盐到镇江府。各个盐场都存在类似的情形，盐商无利可图，自然不想干。

    早在1704年，江南总督阿山就对两淮盐场多收的浮费进行了调查，发现多达13项浮费应该禁收，譬如赏差役银、送远近别敬银、馈送官员及过往程仪杂费、盐院书差解带盐收银等项。以两浙盐场为例，1726年户部调查发现，两浙应纳盐课不到29万两，但每年收取的浮费却高到42万多两。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三任盐臣先后收取的浮费就高达71.2万两。其中，34.2万两落入三人的腰包。盐政官阿克当受贿100余万两，被称做“阿财神”。

    1768年，两淮盐政官高恒、普福、卢见曾三人，因受贿被判处死刑。侍读学士纪晓岚因给亲戚卢见曾私通信息，被革职发配到乌鲁木齐。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高恒等三人先后收受贿赂近百万两白银，他们对商人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两淮盐商销售私盐，偷漏盐课多达1000多万两白银，而定额官盐无商问津、无民愿购，出现滞销。

    平时徽州盐商对于朝廷用兵、接驾、赈灾等都很舍得花钱，可以说是一掷千金。就仅军需报效来说，在乾隆、嘉庆两朝，因朝廷用兵，淮商就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540万两。

    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完全是从盐商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两淮盐务总商可以在盐务实践中转嫁或消化这些费用，譬如，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

    随后，一批两淮大盐商被清政府整肃。曾经显赫一时的几大盐商家族成员黄源德、徐尚志、黄殿春、程谦德、江启源等被逮捕，革去职衔。尽管江春被赦免，但也被抄了家。曾经飞黄腾达的他，到此时连生活都难以为继，乾隆从库银中借了30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1789年，江春病死。他没有亲生儿子，唯一的过继之子江振鸿，生计窘迫。

    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此时徽商已经风光不再。票盐制的实施，等于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垄断特权，盐商手中掌握的银票顿成一堆无用废纸。

    陶澍变法之前，先以私书征求重臣曹振镛的意见。在曹振镛点头后，改革才得以实行。曹振镛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长达52年，清朝官宦几乎无人能及。当时，曹家亲属也反对盐法变革，纷纷反馈到曹振镛处，曹振镛以“焉有饿死之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