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所以能够成为白银帝国，是因为有一个总被置于幕后的港口存在，那就是漳州月港。尽管朝野上下对开放港口分歧较大，但月港还是在1567年开放了。作为一个不到1公里长和拥有7座码头的月港，与厦门及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门等，一同承载了明朝最后近100年贸易的繁盛以及对白银病态般仰仗的历史。

    期间，身在日本长户的李旦、长崎的张敬泉、福建厦门的许心素、鼓浪屿的漳州诏安人黄明佐、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苏鸣岗等，结成了一张华人贸易关系网。

    到明末清初，郑芝龙家族成为中国最成功、也是最后的海商大佬。明清走私海商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

    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所在地设置海澄县，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建议下，准许民间私人远航到除日本以外的国家通海（进行海外贸易），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早在1564年，前福建巡抚谭纶也曾建言通海。他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诙谐地指出：“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

    明政府内部关于开港贸易的呼声也一直不断，最终决定开放一个港口，一如谭纶描述的留下一个“鼠穴”。对于选择哪里作为开禁出海口比较合适，明政府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思量。最初确定的地点在梅岭，但稍后改成了月港，明政府别有一番深意。

    南澳、诏安梅岭一带的海港其实更适合商人出海活动。月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大型船舶不能靠岸，“必用数小舟弋之，舶乃得行”，它满足的是边海居民下海谋生的需要，而非要鼓励居民远洋。作为开放海禁之地，月港便于明朝官吏设卡盘验和管理，其最终期望达到“有汉之威远而师饷不内耗，有唐宋之通货而情况不外泄”的目的。

    月港开放是妥协的产物，此举也是明政府对原来月港海上走私贸易的被迫承认。从1530年月港由海防机构安边馆管理，到1551年明政府在月港建立靖海馆，再到1563年谭纶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尽管海防机构不断升级，海防力量逐渐增强，但月港的走私活动并未减弱。

    1567年，明朝用开放和置县两手，加码对月港走私的防治。从此时到明朝灭亡，月港都是明朝唯一存在的合法的民间出海通商港口。当然，这里有三个误解：第一，这个出海港口之后就没有被叫停过；第二，明朝只有月港这一处对外贸易口岸；第三，只要商民申请，就可以从月港出港贸易。

    月港受时势影响较大，时开时闭。1593年，因日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实行过一年海禁。1622年，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明政府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才开禁。1628年又因海寇猖獗，明政府再次禁船出海，直到1631年才开禁，此后似乎又实行过海禁，否则给事中傅元初不会在1639年仍上疏请开海禁。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餐，阖地呻嗟，坐以待毙”。

    月港作为明朝钦定的唯一出海口，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

    尽管月港是明末最大的商港，但在受海盗林凤冲击后，西班牙人因祸得福，在明政府追踪海盗林凤一事上，配合到位，在1576年不费吹灰之力，意外获得明政府特准在厦门通商的权利，直到1603年发生马尼拉大屠杀。

    伴随月港的开放，明政府对澳门的政策也基本定型。1569年，澳门开始成为广州外港。为管理澳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