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摧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乌托邦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异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