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回避左右，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家”得来不易，也是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了享受与人争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们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捷近、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但是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