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机遇，并非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而是李秀成给他的。如果李秀成不进攻上海，上海当然不会向安庆求救。而江苏巡抚薛焕更不可能赶紧挪到通商大臣的位置，把江苏巡抚的肥缺让出来。

    机会是来了，但它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机会，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机会。比如说，这首先应该是人家曾国荃的机会。可以确信，盯紧江苏巡抚这个肥缺的大有人在，但只有曾国藩能把这个位置抢过来。而曾国藩抢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没李鸿章什么事儿。

    幸运的是，曾国荃不像李鸿章那样无依无靠，他有个圣人哥哥，这个圣人哥哥只要抢到最肥最美的肉，都会小心翼翼地送到弟弟的嘴里，还怕烫到弟弟，再轻轻地吹几口气。

    曾国荃现成的吃惯了，思维就比较简单。眼望上海，他看到的是人事掣肘、关系复杂，担心如果自己去了上海，卷入复杂的人事斗争之中，这边却突然冒出哪位老兄，冷不丁拿下太平军老巢南京城，那曾国荃可就鸡飞蛋打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荃会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拿走这个机会，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在背后踹李鸿章一脚，这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但李鸿章对于人性的了解，丝毫不亚于老师曾国藩，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李鸿章不停地对别人摇头叹息：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否利钝，实难预料……总之是大打悲情牌，把上海之行描述得极为悲观，降低人们对他上海之行的期望值，目的就是防止别人坏他的事儿。

    这个悲情牌极为成功，于是征募淮军奔赴沪上的方案，如其所愿进入了执行期。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所谓沪上机遇，只对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机会。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上海不仅不是机会，而且是一个可怕的人生陷阱。

    为什么曾李二人的机会，对于别人就变成了陷阱呢？

    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并非取决于先天的条件，而是取决于后天的努力程度。单以先天条件而言，曾李二人并不是当时最聪明的。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两个人的性格缺陷，比之于别人更为明显。曾国藩嗜好下棋，从年轻的时候就感叹下棋太耽误时间，不停地赌咒发誓戒棋，扬言如果不戒棋，永绝书香也。可这个誓言，他几乎每天都要说一遍，一边说一边继续下棋，一直到他死去，也没能把棋戒掉。

    李鸿章则是在淮上浸染久了，沾上了骂人的坏习惯，他不仅喜欢骂人，还动不动伸手打人，这使得他在官场上几成异类。但一个人的个性，发挥得不好就是劣根性，发挥得好就变成了优点。曾国藩是靠了下棋缓解战争为他带来的心理压力，李鸿章则在每次骂人之后，生恐留下后患，不得不给对方升官。这导致了他的部属天天盼着挨骂，挨一顿骂升一次官，实乃人生美事。

    曾李二人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是学习型的人才。两人都是读书人，却都在国家危难之际投身行伍。曾国藩高开高走，亲自打造出一支常胜之师——湘军。而李鸿章却低开低走，亲自带着乡勇上战场厮杀。他们两人都是一边学习打仗，一边继续苦读，而且所读之书繁杂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说曾国藩，他堪称是无书不读，凡古来圣典、当代笔记，外加爱情小说《红楼梦》、修真小说《绿野仙踪》、暴力小说《水浒传》、神怪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诸多形形色色的怪书，都在曾国藩的书单上。

    单是这种不断学习的人生态度，就让他们与公众拉开了距离。

    这种距离，让他们对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认识，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读书久了，静而自明，让他们洞悉人心人性，所以能够应对人性造成的任何局面。而一旦出现有利于他们的征兆，就会被他们牢牢地把握住。所以，曾国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