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渡边升其人的读者读了这篇文章或许会觉得佩服，我知道这位渡边升是个酒精中毒的无赖，因而丝毫没有好感。第一遍读罢目瞪口呆，第二遍读罢大笑不止。什么"符号式的结束"？"符号式的结束"是什么玩艺儿？倒是"非合理性陈列"还有点意思，哈哈哈。

    然而，即使是我这样对渡边升持偏见的人，当翻到这篇采访记的后一页、刊登《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彩页时，仍不免大吃一惊。重新细看，确实这画--

    超越了渡边升那毁坏了的人格--是棒。熨斗的把手像被暴力揪掉的物体的尾巴一样在空中飘浮着，细部技法的粗拙和未完成的部分反而生动地显示出一种粗犷的效果。画与其上方的窗户（即我房间的窗户）取得的平衡效果也奇佳。我不莫禁长吁一口气，差不多有10秒钟时间。回想一下，自己住在这壁画的上方，这才是第一次正眼看它。为什么那样肮脏卑劣的人--经常放屁、用手擤鼻涕糊在我的窗户上、在窗台上小便、大声哼下流歌--竟能画出如此天才的作品？

    我一连灌下几杯酒，然后睡去。

    骚动是在大约一周之后发生的。《焦点》、《周刊朝日》和《布尔达斯》刊登了《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大幅照片，几个著名的万能评论家卖弄地发表了不知所云的评论，吹捧渡边升。《朝日新闻》的晚刊也刊出大幅的《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并给予"近年的收获、真正的创造"的评价。美术爱好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每天都跑到公寓跟前，把照相机镜头对着我的窗户噼噼啪啪地按快门。这么一来，我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写诗可是一件极细致的作业。

    可是，我登在《鸽子哟！》上的连载诗却快到交稿截止日期了。等我像抱紧一块大石头那样把神经都集中到诗作上时，电话铃响了。"我是《斯哥拉》杂志编

    辑部，我们计划在《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拍人体摄影，可以让我们借用一下您的窗户吗？"一个男子的声音。我郑重地回绝了他，然后挂断电话。开玩笑！弄什么人体摄影，我不在后天以前写出诗来，饭碗都保不住。

    30分钟之后，朝日电视台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肯在他们的新闻节目中与观众见面。

    "我？"我吓了一跳，"我为什么非得出现在新闻节目里呢？"

    "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您能给全国的观众说一说您住在这幅伟大的艺术品上方的感受……"

    没有感受！我啪地扣上电话。全国的观众！我竟生起无名火来了。为什么渡边升那莫名其妙的事情总要没完没了地来烦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并没有请求渡边升"在这窗户下面画个熨斗"！渡边升（那个混帐酒精中毒者）

    是在走过这所公寓前面时决定画一幅蒸汽熨斗的。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想一边听亨德尔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边安静地写诗，而渡边升却将这破坏殆尽。

    之后，《月刊书角》和《玛丽克莱》也打来电话，都是打算拍一张我站在窗边的照片，然后再接受他们的简单采访。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傍晚，《星期五》杂志打来电话，希望拍一张我穿着皱巴巴的衫衣、手攀窗沿、身子吊在外面的照片。"这是幽默摄影。幽默。"对方说道，"也就是说，光有把手可熨不成衣服……"

    "想耍弄我？混帐东西！"我大声吼道，挂断电话。我怒气难消，把手里的铅笔折成两半，咖啡杯摔到地板上，顺手抄起手边的《唱片艺术》一撕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