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说，文字缘同骨肉深。

    咸丰七年（1857年）12月，英法同盟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捕时，随从指着河水示意他投河自尽以免遭辱，叶睁大眼睛不说话。后来，叶名琛被挟至加尔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镇海楼，据说他这时“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次年，叶名琛死在异乡。当时的人怒他辱国辱身，作了这样的对联来描述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胡林翼围攻安庆时，曾视察军情，策马登山，瞻盼形势，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已有成算。只是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吴汝纶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到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变期间，一批守旧官员力主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且伪造了英国公使的照会，内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干政，还政光绪的话。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光绪亦在坐，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说话间声泪俱下。光绪听了，拉着许的手大哭起来，慈禧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决意宣战。许被处死。

    邹容说：“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两人关系因此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自己却无法抗拒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