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