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战局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韩信在平定赵国之后不久，果然遭到项羽的奇兵渡河偷袭。

    天时、地利、人和，汉军能胜算几分？利弊得失权衡，韩信该如何量裁？大战在即，此役该如何运筹？井陉关前的韩信，眉头紧锁，勒马望关沉思。

    然而，韩信不愧为韩信，在这天堑雄关面前，在咄咄逼人的赵军面前，韩信没有让四面楚歌、屡败屡战的刘邦失望，更没有让月下苦苦追赶挽留他的萧何丢脸。刘邦不枉为他设坛拜将，韩信更没有浪得“汉初三杰”之虚名。

    命运多舛的韩信明白，自己既非出身名门望族，也非来自官宦世家，而从小就父母双亡，一介布衣，家徒四壁，潦倒浪荡。只有建功立业才能功成名就。韩信不能忘记，早年曾被亭长之妻怠慢，受过漂母的嗟来之食，忍受过屠夫的胯下之辱。这曾经的一幕幕耻辱，一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激励他发愤读书，熟演兵法，立志安邦定国，一展鸿鹄之志。

    只有运筹于帷幄之中，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兵马未动，战斗的风云已在韩信的脑海中滚滚翻腾，作战的蓝图画卷开始在他的胸中徐徐展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知己的韩信，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刘邦于此次大战前专门派给他的常山王张耳；要想知彼，韩信想到的还应该是张耳。虽然司马迁对此次大战的情报间谍战和张耳的活动着墨甚微，虽然后人一提起这次千古绝响的大战，就大肆赞叹韩信背水列阵的神奇无限，但我们还是能够从韩信知己知彼的透彻程度上，推断出张耳在这次大战中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张耳本和陈余既是同事，又是同乡，都是魏国大梁人，早在大梁时就已是刎颈之交。

    前言已述，自巨鹿大战之后，两人相互猜忌怨恨，反目为仇，势不两立。陈余联合齐王田荣，击败张耳，张耳于是投靠刘邦。而陈余收复赵地后，重又迎立赵歇为赵王。

    曾经是刎颈之交的二人，此时又各为其主，聚首井陉关口，兵戎相见。国恨私仇，双方都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由友而仇，由爱而恨的置换，不仅令后人扼腕感叹，更是天助韩信消灭陈余，征服赵国。

    正是由于张耳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关系，韩信才能够很快得知，李左车建议的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后方迂回、夺其辎重、断其粮道、伺机决战的奇谋良策，被陈余以“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为由而拒绝的赵军最高军事机密。

    韩信很可能也正是基于张耳的情报和策划，才得出赵军倾巢出动、老营无人留守的判断，从而才敢大胆采取背水列阵，引赵军决战于平野，派小股骑兵偷袭赵军营垒、拔旗易帜的作战部署。甚至我们还大可以胆推测，张耳有策反赵军部分将领、与韩信的两千偷袭骑兵里应外合的可能，否则，在赵军二十万对三万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并不愚蠢的陈余怎么会倾巢出动，后营无人把守，连两千小股兵力都抵挡不住呢？看看后来的孙可望投清后，李定国顿陷窘境，张耳的作用就可见一斑了。

    所以，韩信与陈余在两军尚未交手之前，由于张耳的存在，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汉军倾斜了大半。

    而对于赵军而言，广武君李左车的先防后攻之计，可谓天衣无缝，老到毒辣，正好击中汉军的软肋。他敏锐而准确地判断，汉军“去国远斗”，势必“其锋不可当”；千里运粮、后勤补给必然困难。

    向陈余力主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以奇兵迂回汉军背后，夺其辎重，断其粮道，置汉军于“前不得斗，退不得还”的困境，然后伺机决战，赵军必能获胜，否则，他们二人必被韩信所擒。这其实与韩信后来实施的背水列阵、拔旗易帜的作战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叹的是，统率李左车的是有大儒之称、文人出身的古董派军人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