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平生谨于著述，曾说过“不满五十不著书”。因此1936年他50岁生日那天，他的老师章太炎十分高兴地撰一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裁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黄侃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一时疏忽，联中竟嵌有“黄绝命”三字。半年后，黄侃果真病逝！时人皆责怪章太炎，章亦自责不已。

    户部尚书立山好为名伶路三宝捧场。庚子之变中立山被杀，他的亲朋故旧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路三宝带着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哭流涕，将其首级放在铜盘之上，用舌头舔去他脸上的血迹。见者无不动容，闻之莫不惊叹。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吴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车回家，车夫行动迟缓，吴厉声叱之。车夫慢慢回答他说：“我曾是一个记名总兵，两胯中弹十五发，因此行动缓慢，请先生勿再逼我！”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少年中国学会是民国初期著名的社会团体，集中了一批青年俊杰。该会最初禁止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但在“五四”之后开始发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参与政治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1923年在苏州开会后，该会终于发生分裂：左翼成员大多投身共产党；右翼成员则另组少年中国党，或者加入国民党和研究系；还有一些人另组新党，如许德珩组九三学社，康白情、孟寿椿组新中国党，等等。学会会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临离去时，激动地握着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

    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

    自从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接见胡适之后，新文学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