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1949年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复函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看后很不理解，常不无抱怨地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俨然有其父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民请命的气概。

    俞平伯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钱财放在哪里，后来看到俞夫人紧抱一个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开一看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遂宣布没收。俞平伯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柳亚子针对郭沫若甘愿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义，抛出极度自信的宏论：“对于中共，做它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认过新民主主义并没有超出总理三民主义的范围。那么，在我看来，倒证实中共在做我们的尾巴，哪儿是我们做中共的尾巴呢？”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