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敬佩，乃主动跟陈美延联系。两人一起致信给相关领导，最终如愿以偿。黄永玉还题写了墓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向罗常培解说中文系之难办：“现在中国文学的新旧杂糅，青黄不接，恰好象现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样。从前模拟《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和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许多新作品又堕入了西洋文学家的窠臼，真正创作，实在很不容易。在这旧信念已失，新标准未立以前，当然还上不了轨道。”

    陈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挚友吴宓解释道：“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陈寅恪是一个风趣的人。《事辑》1968年条下引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黄萱信件，记载：

    陈对黄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这风趣中微含愤激，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哀而不怨。

    曹聚仁的儿子曹景仲写信给曹聚仁，没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开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将儿子的错别字改过，并分好段落，点好标点，并重新整齐地誊抄一遍。最后曹写了三个注意事项：“1、一件事写成一段，必须分段写。横写直写都可以。必须断句。2、想好了再写，写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断句的，就不必寄来。”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先把书买走了。

    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曰：“这就是绝配！”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