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给友人信中写道：“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潘光旦年轻时因练习跳高摔断一条腿，被迫截肢，大半生与拐杖为伴，但他并不因此变得乖僻避讳。有一次，他谈到孔子，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陈独秀出狱后，林伯渠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复道：“他要想回党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放弃托派立场，公开承认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