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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

    蒋廷黼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国共内战,国民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训话道:“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陈公博有关于做官的妙论:“在野政客好骂人,宛如闺女在娘家,养得一身仙风玉骨,好评人短长,嫂氏有不是,只会在旁揶揄,或是看见侄辈尿粪不洁,必掩鼻而过。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闺女出阁,做当家媳妇,蓬头垢面,早早起,晚晚睡,还要换人的不谅。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绣房里、被窝中,向夫婿哭诉。自己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纽子不必扣紧,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饭碗盖起来完事。”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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