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