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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王国维《人间词话》语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苏曼殊在南京时和赵声交好,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答应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画成后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化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但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徐志摩虽与张幼仪离异,张家人却一直视徐为“佳婿”。张嘉铸在徐志摩再婚时,居然盛装出席;徐逝世后,他专程赶到济南奔丧,并扶灵南下;他临死时在遗嘱中吩咐:丧事不要放哀乐,要朗诵徐志摩的诗。至于张君劢则更为离谱,他居然竭力反对张幼仪再嫁,生怕令张家蒙羞,他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鲁迅为讽刺时下流行的失恋诗,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作了三段打油诗,题目为《我的失恋》。孙伏园准备将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到付排时却被代理总编刘勉撤下。孙伏园大怒,质问刘勉撤稿的原因,刘勉只说“要不得”、“要不得”,却别无其他原因。气得孙伏园给了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而去。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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