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暑假，我坐火车从北京前往林城。虽然在籍贯一栏上我永远写着“林城”两个字，对那个二线城市却始终印象模糊。此番若不是父亲再三叮嘱要去林城看望祖母，恐怕我对林城和祖母的印象将会永远停留在九岁的记忆中。

    祖母住在林城状元街，据说街上某个院落在清末诞生过一个状元，三四十年代也有林城的几户世家大族在此置下家宅给子弟读书，算是书香清华之地。不过当我打的士停留在状元街七号时，我打开车门仰望四方，发现此刻的状元街不过是残留在四周水泥森林里的苔藓，连阳光都被遮挡了大半，看来不久就会被拆迁的推土机夷为平地。

    根据我九岁时对这里的记忆，状元街七号是一个两进的院落。从门前狭长的马道走进去，红漆剥蚀的木槽门外原本有两根刻着云纹的栓马桩，却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石座。而槽门里面的院落里，则挤挤挨挨地住了五六户人家，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他们堆上了蜂窝煤和自行车，而青石板铺就的过道也被横七竖八地晾晒上各色衣物。只有一处院墙下长着两株最容易成活的紫茉莉，红红白白，掐下一朵抽去花蕊，便能如小喇叭一样嘟嘟地吹出响声。

    不过听父亲说，现在整个院落都发还了祖母，修葺一新，否则我打死也不愿意放弃旅游的机会跑到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里去住一个暑假。至于祖母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父亲似乎也不太明白，只是含糊说祖母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

    带着暗含兴奋的疑惑，我拖着拉杆箱来到紧闭的槽门前。原本的门环早已不翼而飞，反倒是门框边缘安装了一个小小的红色按钮，轻轻一按便发出声响——奇怪的是，铃音并非平常熟悉的“叮咚”声，却是一阵轻快凌乱的细碎声响，仿佛无数悬挂的冰凌互相撞击。

    来不及多想什么，门已经开了，我认得来人是照顾祖母十来年的保姆黄妈。她一见我就笑了起来：“端端来啦，奶奶说你今天肯定会到。”

    “黄妈妈好。”我客气地拒绝黄妈的援手，费力地把沉甸甸的拉杆箱提过门槛，堆起笑容，“奶奶还好吗？”

    “精神还好。”黄妈没有多说什么，引着我沿着洁净的青石板路走到屋里去。我四下张望一下，发现整个院子果然清爽安静了许多，不仅少了小山似的杂物垃圾，原本只能躲在旮旯里的紫茉莉占据了整个前院，连成红红白白的一片。而后院里更是种满了各色花卉，衬着红木雕花的门窗，微泛苔痕的白条石台阶，若非抬头即见近在咫尺的高楼，倒让人仿佛回到了这个宅子最为辉煌的过去。

    “房子的产权落实以后，原先住的那些人家便陆续搬走了，不过偌大的院子也冷清下来。”黄妈一边开厢房的门让我放置行李，一边唠叨着，“这回奶奶邀你来，都念叨大半年了。”

    我讪讪地应了一声，不敢多说什么。一直在拖延来林城的行程，此番若不是听说祖母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恐怕我还要借故在学校多待上几天。对旧时大家闺秀出身，又矜持寡言的祖母，我记忆中更多的是敬畏而非亲近。

    踏上三级白条石台阶走到祖母所居的正房门前，我轻轻敲了敲镂刻着喜鹊登梅图案的红木门扇，却没有人应声。于是在黄妈的示意下，我径直推开了门。

    出乎我的意料，房间里是宽敞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下放着一张黄梨木书桌，我的祖母正坐在桌前埋头写着什么。

    “奶奶，端端来了。”黄妈唤了一句，便出去了。

    祖母停下了手中的钢笔，朝我转过头来，于是我也唤了一声：“奶奶好。”

    和照片上没有多大区别，祖母剪着整齐的短发，清矍的脸上还能分辨出年少时的风华，坐在椅子上的瘦削身形如同一只优雅的鹤。“端端，过来。”她朝着我微笑着招了招手，解释一般道，“我腿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