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