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获得签证，约拉·梅尔不懈地努力。那时土耳其是一个中立国家，很多难民聚集在港口，人权组织的咨询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天英国都有名额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也拒绝很多犹太难民的涌入。对于在集中营中的屠杀，世界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即使像《伦敦时报》这么著名的报纸提到纳粹，只含混地说是“可怕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约拉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在街上讨饭，夜晚用自己的外套给小尤岱盖好。她尽量不用拉斯法官给她的钱。他们睡在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旅馆，有时候是一个拥挤的红十字会门口，那里到了晚上，难民会占据每一寸地方，以至于早上你起来，如果发现你还是一个人占着一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奢侈。

    约拉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和祷告。她不认识任何人，她只会说依地语③和德语，她拒绝说他的母语，因为那给她带来痛苦的记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早上她刚开始咳嗽的时候，她看见了血。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鼓足勇气，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牙买加水手，那人在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上干活。那船几天后就起航。水手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几百名在美国有亲戚的犹太人一起上了船，那些人因为有亲属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约拉死于肺炎，那是船到美国前的三十六个小时前。尤岱寸步没有离开约拉，虽然他自己也病着。他的耳朵严重感染使他的听力受阻，好几天耳朵都是堵着的。他的头就像一个装满果酱的桶，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马飞驰而过，因此当水手大声叫他离开这里时，他没有听见。为了吓唬他，水手踢了他几脚。

    “走啦！木瓜。他们在海关等你啦！”

    尤岱还想抓紧约拉。可是那个水手——一个矮小的满脸疙瘩的男人——一把抓起他的脖子粗鲁地想把尤岱拽开。

    “有人会来搬她。你滚吧！”

    孩子使劲挣扎。他伸进约拉的兜里找着他父亲留下的信。约拉告诉过他很多次这封信的事。尤岱找到信，放进自己的衬衣里面。水手又抓住他，在可怕的日光下，尤岱只能离开了。

    尤岱走下甲板，进到一个屋子。这里是海关。官员们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坐在长长的桌子后面等着那些移民。尤岱发着烧，浑身哆嗦着，他排在队伍里。他的脚在他那双破鞋里像烧着了一样疼，他想逃走，躲进黑暗里。

    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从眼镜后面看着他，那人长着一双小眼睛，嘴唇很薄。

    “姓名和签证。”

    尤岱看着地板，他不懂官员的话。

    “我可没时间和你磨蹭。你的姓名和签证。你反应迟钝啊？”

    另外一个有一撮小胡子的年轻官员走过来，想舒缓一下他同事的情绪。

    “别上火，克莱德。他自己来的，可能不懂你说的话。”

    “这些犹太老鼠知道的比你多。该死！今天这是我接待的最后一班船，最后一个人。我有一箱冰啤酒等着我享受。高德，你要是高兴你来对付这个小子。”

    小胡子官员走过来，眯眼看着尤岱。他开始和尤岱说话，开始用法语，然后用德语，又换成波兰语。孩子还是看着地板不出声。

    “他没有签证，而且有些呆。下班船我们把他遣送会欧洲。”那个戴眼镜的官员说。“说点什么啊，傻瓜。”小胡子官员屈身倾向桌子对着尤岱的耳朵叫。

    开始尤岱什么也没听到。但是突然他的脑袋非常疼，好像被刺到了一样，很热的脓水从他耳朵里流出来。

    他用依地语急促地大叫起来。

    “警察！”

    小胡子生气地看着他的同事。

    “够了，克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