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的十六、七世纪之际，既为奠下现代文明基础的时刻，也是战争时起、新旧势力消长、国家重组的时刻，而成风起云涌、变动频仍的年代，历史的记载更是一页惊心动魄的篇章。

    欧洲在地理发现、印刷术传播、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统一的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变化，时代陷入动乱中，战火随处可见，人们在期待下一轮太平盛世到来的祷告声中度日；在亚洲，尽管变局与动乱形成的原因和形式与欧洲不同，而本质一致，人们活在等待“由剥而复”的契机中的情形更是一致的。

    居亚洲中心的中国刻处明朝末年，于一五七三年以十岁冲龄即位的万历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却有三十来年的时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阅奏疏，不关心民生疾苦；这样的领导国家的方式，使他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败坏的记录，也使得明朝国势如江河之势般的快速步向衰乱。

    昔日由张居正主政期间所达到的富强的情况不再，四海升平的情况也不再；宁夏的吧吧、西南的杨应龙都以叛变而起兵灾，援助朝鲜抵御日本的大规模战争耗去许多财力和人力，辽东的女真兴起以后，边境连年不宁，战祸频生；国中内部更因为战争而加重赋税，国君怠政而内政不修、吏治不清，于是民生凋敝，盗贼纷起；朝廷中大臣互斗，东林运动兴起后更且衍成激烈的政争，终至成为国家元气的大斲伤。

    而皇宫中的败坏情形更比朝廷、民间、边疆严重，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都是精神畸形的人，所作所为不仅荒唐，甚且是荒谬。

    万历以“不上朝”为一生的特点，又贪财好货，派出矿税太监横行民间，为他搜刮徵敛，充实内帑；同时，他又为立太子的事数度与大臣们失和，勉强册立了太子之后，竟而发生他所宠溺的郑贵妃暗中使人谋杀太子的“梃击”事件；他逝后，继立的泰昌更是荒唐，在位仅一个月就因为服“红丸”而寿终；于是“一年换三帝”，由天启继位，而“移宫”案又起，原本已经问题丛生的后宫又生变故与纷争。

    但是，这三案发生过后，事情结束，却不代表问题不在——更坏的还在后头：天启不久就沉迷于做木工，一切大权都落到了太监魏忠贤的手里！

    魏忠贤为所欲为，于是使明朝更加快脚步的走向无可挽救的灭亡之途。

    而一向为明朝最严重的边防威胁的蒙古，却开始调整与明朝的关系。

    打从元顺帝北走，明朝开国，蒙古就是明朝的“世敌”，双方攻伐不休；于明朝而言，既有多次大军出塞征讨蒙古的壮举，也加强修筑“九边”重镇，驻以重兵，防御蒙古南下；于蒙古而言，是百余年间曾多次纠集大军伐明，企图夺回中原，也几度功败垂成，脚步一直被限制在塞外，不得一酬壮志；却在十六世纪末叶，这对“世敌”的关系和情势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经率领蒙古铁骑包围北京，造成北京戒严的“庚戌之变”的阿勒坦可汗（俺答），晚年的心境既因三娘子事件的刺激，也因仰信佛教而有所改变；一五七一年，他接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双方的敌对之势大幅消减，其间，图们可汗（土蛮）虽然数度由辽东侵明，杀掠颇多，造成明朝的重大损失，却也受扼于李成梁的反击，始终未得遂进入中原之志；女真兴起后，大力交好蒙古诸部，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等都先后成为女真的盟邦，且助女真伐明；唯独察哈尔部在一六零四年即汗位的图们可汗之孙林丹汗的率领下，与明朝交好，与女真为敌。

    林丹汗本负雄才大略，麾下兵强马壮，纵横大汉，当然怀有争霸之心；女真建后金国后，国势日强，遂成为他的竞争对象；他之选择交好明朝，更非真心成为明朝的友邦，而是“远交近攻”之略，企图先联合明朝，消灭后金，然后再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