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文化定要讲历史，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最难读。一翻开，只见一个一个人，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如读《史记》，汉代开国，只见汉高祖、项王、张良、韩信、萧何许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书》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通鉴纪事本末》，只便初学，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通鉴》，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有一年，我在美国亲同他们一位史学家辩论过这一问题，他说：“历史固应以人为主，但此人若无事表现，如何跑上历史？”我说：“此事难说，因其牵涉到中西双方整个文化体系上面去。我且举一个明显的例，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事表现而也写进历史，而且这类人决不在少数。”我们今天不论大学，乃至研究院，讲史学，虽是分门别类，注意都在事上。如讲政治制度，没有一个绝对是与好的制度。制度总是要变，并无千古不变，亦无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讲社会经济，一切有关经济的理论思想，及其事实，也都随时而变。在坏制度下，有好人总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坏人总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谓人之好坏，此一标准，则比较有定不易变。此刻把历史分类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一切完备，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层，成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来，某些人起来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来。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们都能变成历史人物。要来维持历史，复兴历史，创造历史，都得要有人。

    讲到历史人物，当然要讲历史。世运与人物总是相随而来的。时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中国人一向看历史总要变，故说世运。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不外有两种，不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后也如此。某种时代，我们称之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变成了盛世。某种时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乱，变成为衰世与乱世。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盛衰。当我小孩子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中国历史一治一乱，西方历史，治了不再乱。我当时虽很年幼，听了那位先生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使中国历史也能治了不再乱。但我后来读了历史，渐认为在西方，治了也会乱，盛了也还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乱。欧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大变。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国。当时读世界地理，所用地图是英国制的，只要这地方由它统治，都画上红色。譬如香港一个岛，也画上一条红线，一张世界地图，到处都有红颜色。英国被称为是一个太阳不会掉下去的国家，全世界有英国国旗，太阳永远照在他们的国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龄慢慢大了，又听人讲，可惜我们生在这时代，是一个衰世乱世。即如对日抗战到今天，到处奔跑流亡，今天可说是只在国家偏安局面内生活。若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吗？但我们读史，好像治世盛世历史人物该是又多又好，否则怎样会治会盛？衰世乱世，该是人物又少并坏，否则怎样会衰会乱？而实际并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国史。西洋史专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胜败不同，国家强弱不同，只见了事，不见事背后之人。今天我们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