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的世界——虽然这个理想的世界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运的,所处身的现实世界和心目中的乌托邦之间的距离还不算十分遥远,纵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于成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是,生在乱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乱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现象都令有识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来所衍生的作为,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消极,一种积极。
消极的人使自己成为隐士,万事不关心,或猖狂,或逃禅,或遁入宗教的领域中寻求痛苦的解脱、寄托于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以逃避面对现实中的黑暗;积极的人则挺身而起,向现实中的黑暗挑战,试图改造乾坤、力挽狂澜。
因此,中国的历史上既有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大兴期,也有东汉末年,清流挺身对抗腐败、黑暗的政治,酿成“党锢之祸”的史实;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积极入世的知识份子们也掀起了一次“东林运动”来试图力挽狂澜,最后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光荣的失败”。
作为“东林”创始人的顾宪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气同样的照亮了那个令人绝望的黑暗时代。
同样的是一幅“勇者的画像”,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顾宪成的奋斗过程却大不同于努尔哈赤或张居正——努尔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开创了新的时代;张居正曾经拥有十年的执政期,力挽狂澜的延缓了明朝的衰败;顾宪成却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自己所处身的时代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施展抱负的机会。
而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奋斗中包含了更多的悲壮……
顾宪成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零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经历的时间正好是明朝灭亡的关键时期。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围北京的“庚戌之变”的这一年,伴随着他出生而来的即是忧患,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呢?或许两者都不是,他只不过是和有史以来的全人类一样,既无从选择降生的时空,必须为自己所处身的时代背负起一份历史责任罢了。
而明朝的历史中毕竟有着幸运的时刻与转机,在经历了世宗荒诞、沉迷道教,严嵩权倾天下的黑暗期后,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藉着执政而执行他“力挽狂澜”的任务,政治开始转向清明,经济复苏,百姓安乐,国家达到了富强的地步。
顾宪成在三十一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户部主事的官,那是万历八天(西元一五八零年),正值张居正当国的强盛时期;只可惜好景不常,两年后张居正病逝,国势从此急速下滑。
万历皇帝亲政以后,不久就沉迷于酒色财气而荒疏了政事,几年后更因为立储的事和大臣们的意见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见群臣的面来作为消极的抵抗,最后更沦为“福寿膏”的奴隶;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没有能力、没有气节风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远嘱的治理国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摆在为自己的私利而斗争之上——在这样的状况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败吗?
而一个自幼读圣贤书、怀有高度理想、抱负的知识份子,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为己任呢?
可是,现实的环境根本不容他发挥理想,从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见容于执政者、当权派——正人君子不见容于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来的必然现象,他的遭遇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了,那就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当然,身为读书人的他,所秉持的志节也一样的是“我心匪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