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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苏轼传》中一开头就记载了一段苏轼早在幼年时就立下的心志:

    苏轼因为父亲苏洵游学四方,幼时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每读到古今成败,程氏都为他详细的分析其中要义;一天,程氏教他读《后汉书》的《范滂传》,读着读着便忍不住慨然太息;十岁的苏轼便问她:“我如果效法范滂的志行,您会答应吗?”

    程氏回答他说:“你如果能效法范滂,我难道不能效法范母吗?”

    这短短的一段话固然记载了此后影响苏轼一生志行的因由,同时也明白的彰显了在这对母子的心目中,范滂和他母亲的志行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受到景仰!

    范滂是东汉的“党锢之祸”中牺牲的清流之一——为了反对当时由宦官、外戚所把持的黑暗政治,一群耿介、正直、坚持理想和气节的读书人透过舆论评议时政、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形成了“清流”的力量,当然也就成为当权者厌恶、迫害、陷杀的对象。范滂的个性刚直,嫉恶如仇,既痛感时政的黑暗,更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出任官职的时候,他的作为公正清明、一丝不苟;到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时候,他当然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受尽苦刑,却仍然不屈不苟,愤慨激昂的在讯问时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景仰,在他出狱的时候返回故乡汝阳时经过南阳,来迎接他的车舆就有数千之多。

    而到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他以三十三岁的英年,为自己所坚持的气节殉身,《后汉书》中关于这段史事的记载是:汝南督邮吴导奉命逮捕范滂,他到达范滂的家乡征羌县后,抱着诏书,在驿站里关起门来伏床痛哭。范滂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动到县里投狱。

    县令郭揖一向敬重范滂,看到他来投狱大为震惊,解下印绶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说:“天下这么大,您何必在这里等着命丧奸人之手!”范滂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说:“我死,祸事就结束了,怎敢连累您,又使我的老母亲为我而陷入流离颠沛呢?”

    到了就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向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老人家;我则到泉下去侍奉先父,存亡各得其所。请母亲割不忍之恩,不要哀伤!”

    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很平静的对他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这两位受人景仰的正人君子齐名,死又何恨呢?既得了美名,又何必想兼求长寿呢?”

    范滂跪下敬受母教,再拜辞别——

    这段史实读来令人由衷的感动,范滂刚正的人品令奉命来逮捕他的人放声痛哭,令地方官宁愿弃职陪他逃亡;而范滂却因为不愿连累他人而甘愿命丧奸人之手,尤其难得的是范滂的母亲,即使在忍痛亲见爱子受刑戮的时刻,她所训勉儿子的话仍然是一股大无畏的精神,轻生死,重气节,展现了一个坚强而伟大的心灵。

    读到这段记载的苏轼母子油然的生出了景仰与效法的信念——其实,不只是苏轼母子受到了感动和影响,千百年来,传承了这种“轻生死、重气节”的精神的知识份子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是汉、唐、宋、元、明——

    越是黑暗的时代,越能磨练、淬励着人类的心志,从而使心灵与精神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明末的东林运动一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意义在史家笔下是:“在这个时代,知识份子秉承了前代论政的风气与先贤丰富的文化遗产,毅然挑起了澄清天下风教的重任,仅仅凭着读书人的一点骨气,与颟顸昏庸的当权派发生直接的磨擦。”而所获得的是“表现了知识份子忧国忧时的胸怀,形成维系政治文化于不坠的一股中心力量。”——尽管两者的过程不尽相同。

    “东林”本来不是一个蓄意组织起来的集团,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念的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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