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圣诞节来临前，迪尔柯·斯特罗伊夫过来找我，邀请我和他一起过节。他对圣诞节有种挺有特点的多愁善感，想和朋友们一起用合适的仪式来度过。我们俩都有两三周没见过斯特里克兰了，我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来巴黎玩了一阵子，我忙于陪他们；而斯特罗伊夫是因为和他大吵了一架，这次架吵得比以往厉害得多，他已经下定决心和他一刀两断了。斯特里克兰太不可理喻了，斯特罗伊夫发誓绝不再和他说一句话。但是，这个季节又触动了他感情中柔软的地方，他实在不忍心让斯特里克兰独自一个人过圣诞节。斯特罗伊夫推己及人地把自己的感情也等同于他了，他不能忍受在圣诞节这样一个理应相互恩爱的节日里，让这位画家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弃，独自悲伤。斯特罗伊夫在他的画室里安放了一棵圣诞树，我猜想我们能在上面找到一些可笑的小礼物，它们悬挂在喜庆的树枝中间。但是他不好意思再去见斯特里克兰了，因为这么容易就原谅斯特里克兰带给他的侮辱，未免太低三下四了，所以他希望当他决定和斯特里克兰重归于好时，我能够在场。

    我们一起走到了克里舍大街，但斯特里克兰没在咖啡馆里。天气已经太冷，不能坐在外面了，我们在里面找了一个皮长凳坐下来。咖啡馆里又热又闷，空气因烟雾缭绕而变得灰蒙蒙的。虽然我们没见着斯特里克兰，但很快看到了偶尔和他下棋的一位法国画家，我和这位画家多少还算认识，他坐到了我们的桌子前。斯特罗伊夫问他近来是否见到过斯特里克兰。

    “他病了，”他说，“你不知道？”

    “病得厉害吗？”

    “很厉害，据我所知。”

    斯特罗伊夫的脸色变得煞白。

    “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呀？我还和他吵架，我真是太蠢了！我们必须马上去看看他，他身边肯定没人照顾。他住在哪儿呀？”

    “我不知道。”那位法国人说道。

    我们发现没人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斯特罗伊夫变得越来越难过了。

    “他可能死了，没人会知道一点消息的，太可怕了。我受不了这个念头，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试图让斯特罗伊夫明白，漫无目的地在巴黎瞎找一个人是很荒唐的，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计划。

    “是的，但也许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他可能快咽气了，当我们到那儿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你安静地坐会儿，让我们想想办法。”我不耐烦地说道。

    我唯一知道的地址就是比利时旅馆，但斯特里克兰已经离开那里很久了，那里的人估计记不得他了。而且他有着奇怪的想法，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在离开那家旅馆的时候，不太可能会告诉人家他搬到了何处。再说了，这都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他还继续光顾他住在那家旅馆时常去的咖啡馆的话，就不会搬得很远的，因为这家咖啡馆对他来说，可能是最方便去的。突然，我想到了通过他买面包的那家店主人，他揽到了一桩给人画肖像的活儿。我灵机一动：问问这家面包店的主人，可能会找到他的地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查找面包店。在那个地区附近有五家面包店，唯一要做的就是挨家询问。斯特罗伊夫不太情愿地陪着我，他自己的计划是在与克里舍大街相连的大街上都跑跑，见到每家旅馆都进去问问斯特里克兰是否住在那里。不管怎么说，我的具有常识性的计划更有效。在第二家面包店，我们问到的一位在柜台后面的女人承认她认识斯特里克兰，虽然她不能确定他具体住在哪儿，但她能肯定就在面包店对面的三栋楼里的一栋。幸运再次垂青了我们，就在我们尝试的第一栋楼里，门房告诉我们，在楼的最顶层可以找到他。

    “好像他生病了吧。”斯特罗伊夫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