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大人物，”我泛泛而指地说，“声称他们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某些杰出的女人的帮助与鼓励。”

    “这一点我也知道。”杰夫·彼得斯说。“我在历史和神话书上看到过有关圣女贞德①、耶鲁夫人②、考德尔太太③、夏娃和古代别的女强人的事迹。可是，依我看来，如今的女人无论在政治界或者在商业界都不顶用。说起来，女人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呢？——第一流的厨师、时装设计师、护士、管家、速记员、秘书、理发师和洗衣匠都是男的。女人能胜过男人的工作恐怕只有一件，那就是歌舞剧里的女角。”

    “我却认为，”我说，“有时候，你毕竟会发现女人的机灵和直觉对你的——呃，生意经是有帮助的。”

    “嗯，”杰夫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说，“你是这样想的吗？不过在任何干净的骗局里，女人总是靠不住的搭档。在你最需要她们帮助的时候，她们却诚实起来，拆你的台。我就领教过。

    “比尔·亨伯尔，我在准州地区的一个老朋友，有一次异想天开，要当联邦法院的执法官。当时，我和安迪正在做一种规矩合法的生意——兜售手杖。你只要把那种手杖的柄拧开，凑在嘴边一倒，就有半品脱上好的黑麦威士忌流到你的喉咙里，酬劳你的聪明才智。警官们时常找我和安迪的麻烦。当比尔把他这种勇于挑重担的志愿告诉我时，我便想到执法官的职位对彼得斯－塔克公司的业务是有帮助的。

    “‘杰夫，’比尔对我说，‘你是有学问、有教养的人，而且你的学问不限于一些基本知识，你还有经验，有见解。’

    “‘不错，’我说，‘我从来没有因此而后悔。我不是那种主张免费教育而贬低教育的人。你说说，究竟是什么对人类有价值，文学呢还是赛马？’

    “‘哎——呃——，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赛——当然啦，我说的是诗人和伟大作家。’比尔说。

    “‘对啦。’我说。‘既然如此，那些伟大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为什么在赛马场要收两块钱的入场券，在图书馆却又让我们免费呢？’我说。‘那种做法岂不是要向群众灌输一种思想，让他们对这两种自修和不合手续的方法的相对价值作出正确的估计吗？’

    “‘你的论点已经超出我的理解和争辩的能力了，’比尔说，‘我要你做的事只是到华盛顿去一次，替我钻营这个职位。我在修养和阴谋策划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公民，并且我需要这个工作。我杀过七个人，’比尔说，‘我有九个小孩；从今年五月一日以来，我就是一个好共和党员；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可是我看不出我担任执法官有什么不合适。我觉得你的搭档塔克先生，’比尔接着说，‘也是一个讨人喜欢，头脑精明的人，他一定能帮你弄到这个差使的。我先付你一千元，’比尔说，‘供你在华盛顿喝酒、行贿和乘车的花费。如果你弄到了那个差使，我再付你一千元现钞，并且保证在十二个月内不干涉你贩卖私酒。你对西部是不是有足够的忠诚，帮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东端终点站老爸爸的白房子里疏通疏通？④’比尔说道。

    “我同安迪商量了一下，他对这件事极感兴趣。安迪的个性很复杂。他不象我，永远不满足于辛辛苦苦地干活，向乡下人推销那种既能捣肉排，又能当鞋拔、烫发器、扳头、指甲锉、土豆捣碎器和音叉的小而全的万能工具。安迪有艺术家的气质，不能把他当作牧师或是道学家那样的人，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衡量。于是，我们接受了比尔的委托，动身前去华盛顿。

    “我们在华盛顿南达科他一家旅馆里安顿下来之后，我对安迪说：‘安迪，我们生平第一次不得不干一件真正不诚实的事。拉关系、走门路，是我们从来没干过的；但是为了比尔·亨伯尔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在正当合法的买卖中，我们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