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万能者面前，又怎么能说人们应对自己行为和思想负责呢？”

    “在执行惩罚和恩赐时，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作一个裁决，这又怎么能同他善良和正直的属性相提并论呢?”

    根据查尔斯一布拉德利：“罪恶的存在是有神论者可怕难越的障碍。痛苦、苦难、犯罪、贫穷与永恒的善美之说相遇，并以无可辩解的说服力对其尽善尽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启提出了挑战。”

    在评论人类痛苦和上帝时，霍尔敦教授写道：“人性的完善需要痛苦，或者说上帝不是万能的。但有些人所受痛苦甚少，受到其祖先的荫庇，得到良好的教育，品德优良。这一事实否定了第一种理论。对第二种理论的反对则是，只有把整个宇宙联系起来，才能假设一个神，以此来填补心智上的空间，创世者才能创造他想创造的一切。”

    一位古代老诗人，坦尼森勋爵在《绝望》一书中，大胆地抨击了上帝。因为在《以艾塞书》第四十五页第七章这样写道：“我缔造和平，也建立地狱。”

    “为什么，我要朝礼为我们尽力服务的博爱者，

    远胜于此，无限残忍地创立了永久的地狱。

    创造了我们，预知了我们，判决了我们，唯自己的意志而欲为。

    但它比再也听不见我们呻吟，无情死去的母亲要好。”

    古代一位教条主义的作家权威性地宣布上帝以其自己为基础创造了人类。但是一些现代思想家却说，恰恰相反，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上帝的概念越来越完美。当前有一种以人格化上帝代替非人格化上帝的趋势。

    伏特爱尔说上帝是人类最为高贵的创造。

    但是，这样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完善的有情，无论在宇宙之内或宇宙之外，都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科学试图以其有限的系统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是父母的精卵细胞的直接产物。但是科学却没有对人的心理发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人的精神远远要比其肉体机器更为重要。科学家一方面主张生命来源于生命，而在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和生命是由无生命之物演变而来。

    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是父母所生。这样，我们父母的生命一定在我们的生命之先。因此，每一生命总是跟随着另一生命，直追回到第一胶状物或胶粒为止。但是对这第一胶状物或胶粒来说，即使是科学家也是一无所知。

    对于生命之始源，佛教的态度又是怎样?

    首先应该提出的是，佛陀没有想要解决所有困绕人类的伦理和哲学问题。他也没有大谈对启迪和觉悟无有益处的玄学理论。他没有要求他的信徒们盲目地信仰第一因。他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特殊问题，即苦和苦灭。其它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完全被搁置一边。

    有一次，鬘童子比丘不愿过梵行生活，不想一步一步地进取解脱，来到佛前，急燥不安地要求佛陀立刻对一些玄学问题作出回答。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要还俗。

    “世尊，”他说，“世界为永恒或非永恒，有限或非有限，佛陀没有阐述这些理论。仁者把这些放置一边而加以拒绝。如果仁者为我讲述这些问题，我将在他的教团里修习梵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将抛弃戒律还俗。”

    “如果说仁者知道世界是永恒的，愿仁者对我说世界是永恒的；如果仁者知道世界是非永恒的，愿仁者对我说世界是非永恒的。当然，没有实智，不明此理之人，就应该说：我对此无法如实明白。”

    佛陀心平气和地问此犯有错误的比丘，他以梵行为生是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世尊。”比丘回答说。

    然后，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