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叙述了1978年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最后我想写这么一个结束语对这次转折做一个概括。

    在做这个概括时，我不能不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对三中全会——我还是想更准确些说明“那个由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它做了充分准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第一个历史意义评价的正式文件，应该给以必要的重视，对之进行研究。

    在这个《决议》的第26节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决议》唯独指出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离三中全会闭幕只隔两年多就做这样的判断，可见这个历史转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那次历史转折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当然也更具体、更丰富。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对那次历史转折做进一步的论述。

    我有这样的基本观点：

    第一，我认为讲那次转折，不能仅仅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还要说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执政党，领导着争取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是同步的、一致的。《决议》上说的那句话，应该承认是正确的。我认为还不那么好，因为党的历史同中国社会的历史，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引起中国社会进步历史的伟大转折，才说得上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第二，我们论述的那次历史转折，是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就由1978年那两个会议的会前、会后的社会都属于怎样的历史阶段所决定。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比如一次会议，它的历史意义仅仅从它本身来看是不可能讲透彻的。

    1981年的《决议》，从它对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后史实的叙述和评价中，提供了对上述两点作出论证的材料。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致性缺乏深一层的考虑，使得《决议》当时对那次历史转折虽然使用了“深远”和“伟大”这样的字眼，但看来还觉得缺乏理论的高度，从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发生在1979年的理论界称之为“阶段风波”的事件。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是苏绍智、冯兰瑞两位向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提交的论文。这篇论文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只能说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这篇论文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这两位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引起了一场风波。我不想在这里评述这场风波。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得不提到这件事，那是因为《决议》的主要执笔者胡乔木，不但不考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和中国社会历史上转折的一致性，重视苏、冯两位的科学论文提出的问题，支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学术讨论，反而在《决议》中不指名地批判提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两位学者。《决议》对那次历史转折讲得不充分，同胡乔木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语言，写进了那个《决议》，是我和胡乔木争论的结果。我站在苏、冯两位学者方面，反对在《决议》里写进针对他们提出阶段问题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