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个常委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地位和作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在对会议的发展过程和会议精神的体会之后，我想对此再概括讲几句自己的观感。

    首先讲华国锋，他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也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接着讲叶剑英。他知道自己年高德劭，话讲得不多，但是对会议的方向很明确。他是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他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对此华国锋是很清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清楚。他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把那篇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到全国去的主张，不少部队高级干部是知道的。他支持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也信任胡耀邦，要胡耀邦找人起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而他的发言中有关实行充分民主的见解应该说是十分精彩的。对这次讲话他本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拿出来。我以为《三中全会以来》这本书未收叶剑英这篇讲话不妥，我认为叶帅在三中全会上功不可没！

    再写邓小平。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后第二次复出，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算起，到那时候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可是由于他的品德、才能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由于有了众多“文革”中受迫害、当时已获得解放重新走上负责工作岗位的老同志的拥护，他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对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基本方向、目标的确定，对这个会议的发展中每一个重要的前进的步骤、重要问题的解决和三中全会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有提示和指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党的十五大报告称为改革开放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是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主题报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有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迫切需要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实际上是1935年在贵州遵义举行的那个中央会议上确立起来的一样，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是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确立起来的。

    应该写几句李先念。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没有讲话，他也没有给各分组会传达指示，但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不应忽视。中央工作会议最初定下来的三个议题中有一个就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报告。他自始至终参加常委对会议的集体领导，在常委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都积极发言。他对农业文件也特别关心，召开过13个人的座谈会。

    最后讲汪东兴。我想在这里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也一直参加常委的集体领导。会上对他做了批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书面检讨给这个会议，并且在以后的三中全会印发了。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这一节我写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