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