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句话，把它曲解为我们不应该细致认真地去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做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使后人无法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

    我喜欢他讲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他说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说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和学管理。他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后来也使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

    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定稿的三天中，他对原先的提纲补充了不少，又大大丰富了内容。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没有涉及。当时我真有些奇怪：他怎么将事情想得那么深，那么多，那么细。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的讲话，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只是从中选了几点讲自己的体会，现在写得比那天多一点，也只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讲。同时我也想补充说一点，在讲话时要考虑到当时的许多人的接受程度，会有某些话在今天或许就不这么讲的情况。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2月22日，郑惠同志和我一道去著名学者于光远同志家约稿。谈话间，于老偶然说起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这真是一个意外而又重要的发现！因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题解中被称作“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文件。我们知道，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小平同志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我们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可惜，提纲手稿经过十多年的“深藏密窖”，反而弄得不知去向。在于老堆满文稿材料的房间里，我们颇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叹。无奈，只好请于老再仔细找一找。

    过了一星期，于老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他和老伴翻箱倒柜好几天，提纲手稿原件还未找到，但找到了一个复印件。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他家去看复印件，果然是小平同志的笔迹。兴奋之余，我们仍旧感到有些遗憾：毕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