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