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根本不够养活他的太太，所以他在克顿的职位必须保留，这样就多了一份收入。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伦敦的，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在教区享有圣俸的牧师一样去花二十镑雇一个助理牧师代他处理事务，所以，他不得不辞去在克顿的职位。或许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在那个教区，大多数居民都是长老会教徒和清教徒，并不欣赏他的布道。不过他很幸运，很快在林肯学院取得了成功，仅用一年就升为圣劳伦斯犹太教堂的讲师。他的布道听众非常多，不但来了许多伦敦偏远郊区的听众，就是一些牧师也前来汲取他思想的精华。更有许多听众周日在林肯学院听了布道之后周二又来听一遍。

    当时人们非常希望有人布道，甚至使得复辟时期的政客们开始琢磨怎样对其加以控制。依照指令，牧师在布道时只许讲个人的道德信任，要尽量避免一些关系复杂的神学问题。像以前清教徒经常宣扬的“宿命”和“白日恩典”则一概不能涉及。布道往往持续的时间都很长，经常让人忍受不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据说那里的执事随时准备着管风琴的演奏，一旦感觉三一学院院长艾萨克·巴罗讲得太长了，便立即打断下令演奏。有一次，大主教蒂乐生在讲“博爱”的时候就持续了三个小时。我想“简明扼要，不执着于辞藻的华丽”就是他布道成功的一个秘诀。曾经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就是以优雅严肃、质朴而鲜活来评价他的风格的。他的布道词都是以清晰简洁为主，很少在他的布道词中找到一些做作而冗长的句子，整个思路也是非常清晰，一点也不模糊。他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负盛名的布道大师。

    蒂乐生在伦敦待了没几年，这期间瘟疫开始四处蔓延。教会中，无论是牧师还是不信国教的新教教众都开始各自逃生，远离这个瘟疫肆虐的城市。但是蒂乐生却没有跟随他们一起逃命，他选择了留下，留下来照顾那些染了瘟疫的病人，给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关怀。

    最终，他的这种美德也得到了回报，他被人引荐去做圣大保罗大教堂的驻堂教士（在坎特伯雷任职）。或许有许多读者并不清楚“驻堂教士”是怎么回事，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驻堂教士是基督教会用词，指的是大教堂教士，有俸禄并享有正式的住所。在伯内特——那本历史书的作者——的推荐下，蒂乐生又被任命为查理二世的私人牧师。他在1672年终于当上了坎特伯雷的教区长。一日，他突然接到邀请去给国王布道。然而国王从一开始好像就睡着了，布道结束后一位贵族在国王的耳边小声说道：“这次布道的霍布斯主义言论绝对是您所听过的最好的，只可惜陛下您睡着了。”“你笨啊！让他把布道印出来不就完了？”国王立刻说道，于是马上把公务大臣招来，命其指示教区长把布道印出来。并不是每位读者都会记住霍布斯主义的，它所强调的就是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相对的，一旦君主的权力无限，那他的臣民就需要无条件顺从。虽然君主专制非常残暴，但是远比乱世要好过。抵制暴君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和抑制犯罪是一个道理。唯一限制君主权力的便是自我辩护权，这个权利是非常绝对的，自我辩护是臣民的权利，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有悖君王。

    国王的这一要求显然酿成了悲剧，因为这场布道让他把教士和不同信仰的人得罪了个遍。其中有一段招致了非常恶毒的谴责：“我总是在不断地学习进步，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见识不够。但是我认为，忽视法律和司法，公开去拉人脱离教会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国教是好是坏，我们都没有理由去公开侮辱它，还打着所谓‘良心’的旗号。于此，另一宗教的教徒可以假装享受个人自由，而且还享受得心安理得，完全为自己的良心和宗教效忠（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虽然不能保证自己的信仰一定正确，但依旧要对那些公开改变信仰的教徒予以遏制。终归会有一天，他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