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