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渐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开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惊动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过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开始“追后台”，企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话讲得更是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