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