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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

    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13〕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14〕,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15〕。兰学〔16〕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17〕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

    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在本书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话。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18〕一样,中国也有了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现在文章里每看见“莎士比亚”〔19〕四个字,大约便是远哉遥遥,从异域持来的罢。然而且吃大菜,勿谈政事,好在欧文,迭更司〔20〕,德富芦花〔21〕的著作,已有经林纾〔22〕译出的了。做买卖军火的中人,充游历官的翻译,便自有摩托车垫输入臀下,这文化确乎是迩来新到的。

    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但是,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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