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那·隆的办公室是在昆斯荷曼街市警局大楼靠后面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窗户外地上的那个大洞——在那里，一栋国家警察局大楼将会按照时间进度表慢慢地盖起来，然后遮住这里的视野。从这个超现代雕塑中，斯德哥尔摩警方会将他们的触角向每个方向延伸，紧紧掌握住瑞典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民，或至少某些市民，毕竟他们不会全都移民或自杀。

    新的警察局兴建的地点和它庞大的体积曾经被猛烈地抨击，但是警方总有他们的办法——只要能让大楼盖起来。

    这些警察，或是更明白地说，一些在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寻求的是权力，这是近几年来秘密主导整个警方行动的理念。因为警察从未在瑞典的政治环境中成为独立的权力决定因素，因此只有少数人了解整个权力核心的想法。也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最近几年里警察才会有种种反常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永无止境的掠夺行为。

    这栋新的建筑物便代表新权力的重要象征。从这里，中央集权主义再次兴起；它也是对抗当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瑞典这个国家——圈外人耳目的城堡。在这当中有一个想法很重要：瑞典人民始终在嘲笑警察，而不久就没有人会再嘲笑了。他们大概是这样期待着。

    然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所有这一切已不再是一种虔诚的热望；如果碰巧走了好运，而且还有适当的政治上的援助，就有可能酝酿出一个恐怖内阁。不过，目前昆斯荷曼岩地上还只挖了一个大洞。

    从隆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到保斯街和库诺保公园茂盛的树木。

    马丁·贝克从隆的书桌那儿走到窗边站着。从这儿他可以看到卡尔·爱得温·斯维瓦住的那栋房子的窗户。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穿过，躺在那儿两个月，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你成为银行抢劫案专家之前，你调查过一件凶杀案，”马丁·贝克说，“死者的名字叫做斯维瓦。”

    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专家！”他说。“哦，天啊！”

    隆不是那种不庄重的人，但是他的气质和马丁·贝克迥然不同，所以他们总是很难在一起合作。

    “是的，没错，”隆说，“我被调差之前是在处理那件案子。”

    “调差？”

    “是啊，调到这个特别小组。”

    马丁·贝克觉得头很痛，几乎要昏了过去——也许是因为隆下意识地用了一个军事专门术语。从两年前他就不曾用过这种说法了。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马丁·贝克问道。

    隆用拇指摸了摸他红色的鼻子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档子事，你知道吗？你问这要干嘛？”

    “因为你大概也知道，这件案子已经转给我了——当作是在治疗吧，我想。”

    “噢，”隆说，“那只是个无聊的案子。刚开始看起来像是侦探故事，一个老头在反锁的房间里被枪杀，然后……”

    他突然沉默了下来，好像是为某件事感到惭愧。这也是他吊人胃口的把戏之一，你必须一直求他。

    “你要说什么？”

    “噢，甘瓦德说我应该马上逮捕我自己。”

    “哦？为什么？”

    “因为我是嫌疑犯。你不知道吗？也可能是我开枪杀了他，在这里，从我的房间，从窗户开枪。”

    马丁·贝克什么也没说。隆马上变得不肯定地说：

    “嗯，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何况斯维瓦的窗户从里面关着，窗帘是拉下的，窗棱也没有被打破，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枪法很差。有一次我连二十五码以外的一头鹿都没打中。从那一次之后，我的父亲就不再让我玩枪了，我只能背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