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保振作起精神，犹疑地看着那个人，那个目前他必须视为是他上司的人。布多沙·奥森是特别小组里主要的推动者，他爱上了银行劫案，而过去几年中这类案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之后，他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他才有这种活力和点子，日复一日，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不会沮丧，甚至从未显露疲态。有时候他手下那些疲惫不堪的人都觉得他不像是这个瑞典犯罪公司的管理者。这是个不太吉利的单位，其中有许多的禁忌及传说，但是对布多沙·奥森而言，警察工作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并不是警察。

    他是个地方检查官，专门受托承办一些棘手的持械银行劫案的初步调查工作。有一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罪犯受到了监视，有一些则已经上法庭受理了。可是现今的情况是，每周都有好几宗新的枪案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案件都多少有些关联，但是到底有什么关联却没有人真的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并非惟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例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在广场上、在商店里、在地铁中、甚或在家里，真的是到处都有可能。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就是向公众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是不可行了，除非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良心的，它才有可能正常地运作。但是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过去这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调查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而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案件（虽然只占一小部分），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而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摆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而现在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最近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当局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警方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实行国有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单位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已经被一个不适合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许多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地想要了解国家警察总署主导人的基本理念。这当然是个无解的问题。其实警察署长所遵行的教条，就是绝不容许任何事情泄漏出去，因此他是绝对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他讲话的内容即使是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索然无味。

    几年前曾有警方的人员发现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马上被识破；它不是直接做假，只是误导大众的注意。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多的武装和精良的警力，对一般案件要求更多的技术支援，对特殊案件则要求更强大的火力，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夸大警方所面临的危险。而由于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所以他们才寻找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中，给了他们更容易捏造数据的机会。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的反制，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本身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的东西，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催泪瓦斯、强力水柱和橡胶警棍。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及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只不过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被逮捕，还被控“袭警”或“拒捕”。所有这些都被记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只派一百多个警察去“控制”游行秩序，于是被指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快速地攀升。